胡泳/文
那个问题依然幽灵般地纠缠着我们：为了什么？——去向何处？——过后，又怎么样？
*疫情加速了个体的数字化生存，似乎我们除了数字生活，别无其他生活。
*如果我们在现实中确实缺席，在网络中是不是真正在场？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永远生活在别处。
*随着互联网分裂为一系列相对隔离的巴尔干化的本地数据网，所谓“全球互联网”已濒临死亡。
*今天数字化生存的背后也是个人在大平台控制时代的生存。
不妨想象一下，在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中，假如没有互联网，我们将会怎样度过这段日子？没有快递、外卖，没有游戏、视频，没有社交聊天，甚至是没有在线健身，你何以打发那一日复一日的漫长居家隔离？
新冠疫情标志着数字化的一个转折点。我们不是上网，而是活在网上。回顾过去这一年多的，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当疫情给许多事情造成停顿时，它却为数字化插上了翅膀。
数字经济：中国的位置
数字经济与数字产业已把大部分个体都带入一种全面数字化的生存状态。
来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数字经济产值从9.5万亿涨到了35.8万亿，占GDP的比重从20.3%上升到了36.2%，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期GDP。
而根据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技术团队预测，-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将保持在15%左右，到年，数字经济规模有望突破80万亿，占GDP比重达到55%。到年，我国数字经济体量将有望突破百万亿元。
当然，数字经济的统计可能有争议，因为使用不同的统计方法，会得出不一样的数据。数字经济一般可以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数字产业化就是数字技术带来的产品和服务，没有数字技术就没有这些产品和服务，例如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讯业、软件服务业、互联网业等，都是有了数字技术之后才出现的产业。产业数字化指的是产业原本就存在，但是利用数字技术后，带来了产出的增长和效率的提升，以及成本的降低。在这两部分当中，产业数字化占大头，大约占数字经济的4/5，所以要看使用哪个口径统计。
按照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中国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世界十大数字经济指数最高的国家的行列，名列第九。这个位置比中国的GDP、人均GDP、社会发展指数、创新的全球排序都要更高，所以我国是数字经济相对发展比较快的经济体。
截止年3月，中国网民数量已达9.04亿，其中包括7.1亿网购用户与4.23亿在线教育用户。即使不讨论数字经济统计的口径问题，仅仅从消费者感同身受的数字经济为其带来的切实帮助以及造成的生活质量的提升来观察，我们对该经济的整体发展也洞若观火。
今天讨论数字化，不仅仅是观察数字化在整个工作、生活、经济当中扩张的程度，或者对网络社会的建构程度，实际上我们关心的是，数字化本身已到达一个“去数字化”的阶段，变成了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
因此，“数字化适应”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课题，就是数字社会当中人们的适应力是怎样的。这其中包括个体与信息世界的融合互动，机构和组织如何调整业务、文化和结构以适应新的数字现实，以及数字化造成人的生存状态变化之后，我们是否能够找到新的符合数字社会的治理方式，达到一种共治。
数字化与多主体共建
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过程中必然有人建“路”，有人供“货”，还有人造“车”。中国数字化的加速发展与升级从根本上并不依靠“一条腿”，当然也不可全然归于疫情，而是一个多主体共建的过程，由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公民等多方主体、多股力量互动完成。其中数字技术是连接多方主体的内核，各主体既是技术的使用者与需求方，也是技术的推动者与创新者，在与技术及其他主体的互动过程中，各自完成其在数字化进程中的一环。
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哪方面？在国家战略层面，如果没有政府的决策推动，就没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政府在基础设施上起决定性作用。中国政府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确信，信息基础设施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构成一种与世界可对话的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未来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政府以基础设施建设驱动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升，此种政策与战略导致中国在数字化方面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落后者成为21世纪的极速先行者。在年，中国就已建成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网及光纤网。伴随着中央加快“新基建”的决策与政策支持，5G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建发展迅猛，目前中国5G的基站数量和用户数都是全球第一。
另一方面，政府也把数字化治理作为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抓手。在基层治理方面，政府通过独创的“网格化管理”，造成了“人、地、事、物、组织”的无缝融合，在疫情期间，这种管理的威力每一位国人都深有体会。
而从顶层设计来说，国家提出运用大数据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传统的由经验驱动的决策方式因转为数据驱动，而变得更为科学、高效。可以说，政府有很大的动力，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致力于社会的高度数字化。
企业主体是所有数字化创新的来源：在数字化进程中扮演服务、设备与平台供应商的角色，也是多元数字化体验的创造者和数字化经济转型的践行者。面对数字化的纵深发展，企业主要关心两方面的“公地”问题。
首先是政治上的“公地”，即政治与安全风险。对于那些身处数字化核心领域的企业，现在最大的风险既不是技术风险，也不是市场风险，而是政策风险。当数字化超越了工具、实践的层面而开始抵达社会安排或曰制度的层面，风险焦点的变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转变。
其次，企业也